这就是说，实施犯罪的大多数人不仅在客观上必须有共同的行为，在主观上还要有共同的故意，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苏俄学者在对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论述中，强调共犯行为对于正犯的因果关系，指出:从客观方面来讲，为使每一共犯者负刑事责任，必须确定在该共犯者的行为与执行犯所实施的犯罪之间，有着因果关系违法共犯论是建立在德国学者韦尔策尔的人的不法概念之上的，根据韦尔策尔的观点，不法并不仅仅是指客观的法益侵害结果，而且包含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应当指出，苏俄刑法中的共犯论之所以否定正犯对于共犯的从属性，除了和对合犯罪论具有关联以外，还与《苏俄刑法典》关于共犯的规定存在一定的联系。显然，只有接受阶层犯罪论，才有可能认同行为共同说。那么，如何理解这里的修正呢?小野清一郎指出:对犯罪来说，仍以满足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必要。可以说，共犯理论是在阶层犯罪论的体系中获得 生长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夏锡仁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属于刑法理论上的受托杀人行为。
尤其是那些较为复杂的刑事案件，如果只是采用对合共犯论，则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德日刑法教义学中，共犯论是最为复杂的理论领域，也是各种学说争论最为激烈的学说阵地。同时又要辩证地看问题和处理问题，做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三)本质属性有别 首先，权力的本质是社会权威，即恩格斯所说，最能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汪大海上航行的船了。法律制度及其活动和运作，都是不以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又次，法必须符合本国本地区当时的客观需要和现实条件。后者是指的制定法，即法的实然状态。
这些说明，把一些重大的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予以量化，使其变得十分具体、清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法律意识还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特点。
即上位法和下位法不能脱节和抵触。(二)必须尊重法的规律性 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关键的一环是必须尊重法的规律性。因为在这一领域没有量的概念与规定，根本无法为该事物下结论。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当然有它自身的内容和形式。
部门法之间，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必须衔接不冲突。微观上，如刑法中必须对犯罪四要件予以重视，否则会划不清楚罪与非罪的界限。例如，《民法总则》规定，向人民法院依法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
例如，狭义的，即国家出现以后的法，它必须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它的实现必须受国家强力的保护，一国(特别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法律必须是一个体系，它的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部门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里外(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前后(新法与旧法之间)，必须统一、和谐、协调，不能相互矛盾和脱节。掌握事物的本质就能掌握该事物在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所处地位及其作用和发展规律。
支持司法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所一再强调要保证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政策主张。这是因为法律规范，必须是概括的，具体案件总是十分复杂而千差万别的。
(三)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 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这对范畴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在法的及时进行立改废的同时，如何能够保持法的稳定性。因而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分歧会很大。(二)法律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法律意识直接来源于法律这一特定的法律现象，是法的内容、形式和法的精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或称映像)。法律思想主要是指法的理论观念。法的微观结构，即法的规范，其三要素，即法的主体、人的行为、法的后果，必须明确和齐备。对此，习近平同志作了最高度而又简明的概括，即：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里的权特指国家权力。
二、法与社会存在 法与社会存在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是法存在与发展的第一对矛盾。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予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道理比较简单：证据应该是客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真实存在的。把法作这样的划分是科学的。
这两种倾向，都是在法的认识论上对法的本质特征的背离[7]。对此，我国法学界的观点是混乱的。
法既具有伦理性价值，又具有工具性价值，调节器则是指它的工具性价值与功能。但严格依法办事同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可以辩证地统一起来的。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它们的性质及其发展都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制约。
但尽可能减少以致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发生后也能很快地发现和纠正，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它主要包括部门法体系和效力等级体系，前者指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其界限如何划分，彼此如何配套。
马克思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中。法的遵守特指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自己的行为必须遵守法律，以维护各方面的社会秩序。
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七、严格执法与自由裁量 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否则就不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将成为一句空话。
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与1997年修订的《刑法》，先后分别作了两次和十次修改，都是以修正案的形式，从而保持了它们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也决定了法的正义性。相对于法所要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言，法的概念和原则是形式，但相对于它们自身的外在体例来说，它们又转变成了内容，即法的内在要素。法理学要对这些法的一般范畴的科学内涵作出准确界定，并揭示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总结它们在实践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这些本质和特征，它的独特的内容，必须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否则它将不成其为法，或者是具有很多缺陷和瑕疵的法。这里的良法就是指的应然法，即法的应然状态。
不存在任何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在法的价值追求上。法的协调发展要求重视在立法上它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
因此严格按法律办事，就是要按事物自身的规律办事。如果不存在法律应当是什么，那人们就没有理由去评价什么样的是恶法，哪些法是不好的应当废止或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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